4048 唐代 金伎樂紋八稜杯一對

H 6.5cm

金質八稜杯二件，外觀幾同，可稱一對。皆屬完存，麗澤仍盈溢於表。敞口，壁微弧分八面，收直於腹，底面略窪，下衍撇圈足，並沿一稜半高處加正圓提耳，上蓋指墊。器外紋飾華滿，通體填魚子地紋，器側出稜界，每面各施浮雕一人，服裝、樣貌皆異：其中二人戴圓帽，餘六人則頂尖帽，兩人手捧壺、杯，四人分持不同樂器，八位歌者、舞者及樂工共同組成伎樂班隊；又於其周圍和指墊焊陽線花卉、蔓草紋，並在足緣綴連珠一圈。工技複雜，構思巧妙，尚相攜成對，唐風富麗，甚加難得。 唐代是中國史上金銀藝術最發達的時期，其原因不外乎國力強盛和東、西的頻繁往來。按唐代金銀器最初由宮廷壟斷，生產過程相當系統化，除包辦採礦至加工全程，亦不以成本為憂，且有相當嚴謹的選材與監工制度，令金匠一職往往世代相傳；同時，當時盛行地方官進奉禮品至宮廷之風習，也促進了地方官辦作坊與民間工匠二者在中唐以後興起［1］，遂留下今日所見的龐大成就。 此外，唐代之所以能在金工方面創下極高造詣，也和外國金銀器大量傳入中土帶來的啟發脫不了關係，例如此器一類的八稜單耳杯顯然是基於粟特式銀杯的產物：按七世紀後半起阿拉伯帝國（大食）透過戰爭向東擴張，使得原本居住在中亞的粟特諸國為躲避戰亂、尋求復國而大舉遷入唐域［2］。除釀酒技術外，粟特器物中對唐影響最大者便屬金銀器，當時有些移民甚至在如揚州一類的大城市作坊中直接參與生產［3］。考八稜杯原本僅有銀質［4］，而在中原金匠發揮之下有了純金和銀鎏金之例，還多能結合纏枝花卉紋和伎樂紋等同樣富異域風情的裝飾，使得這種器形於唐代金銀器中獨出一格，甚至受契丹民族承繼。迄今發現的唐代八稜杯極少，與此器同屬金質且飾伎樂紋的出土同形器概有三例，包括何家村窖藏二件（參閱1、2）和黑石號沈船一件（參閱3）——前者的埋藏時間或為涇原兵變爆發時（783年），或許是被官員緊急攜出的皇室財物［5］，後者則依沈船同位素檢測被歸於九世紀前葉（見參閱3），並被認為可能是成於粟特工匠之手的客製外銷品［6］——此器的體積、細節與何家村遺存較近，而二發掘例的年代未相去甚遠，皆可為進階考究之依據。 註腳 ［1］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268-293。 ［2］李樹輝：〈唐代粟特人移民聚落形成原因考〉，《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頁14-19。 ［3］齊東方：〈唐代粟特式金銀器研究——以金銀帶把杯為中心〉，《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頁154。 ［4］齊東方：〈“黑石號”沈船出水器物雜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3期（總第191期），頁15-17。 ［5］齊東方：〈何家村遺寶的埋藏地點和年代〉，陝西歷史博物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13-16。 ［6］顏雙爽：〈入華粟特工匠與唐代金銀器——從“黑石號”八棱金杯說起〉，《美術教育研究》2021年第9期，頁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