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0 清代 (十八世紀) 銅鎏金無量壽佛坐像

H 24.5cm 這尊銅鎏金嵌寶石無量壽佛像整體形制端莊規整，結全跏趺坐於單層仰覆蓮座之上，身姿端正安定，體態雍容舒展。造像肩胸寬厚飽滿，腰部線條柔和內斂，軀體輪廓流暢圓潤，周身無生硬稜角，身形比例勻稱合度，整體姿態沉靜肅穆，盡顯莊重雍容的氣度。造像頭戴層次繁複的雕花寶冠，冠式高聳規整，雕刻細密工整，寶冠、耳飾、肩飾與胸前配飾均鑲嵌彩色寶飾，色彩錯落有致，裝飾排布規整典雅。雙繒帶自頭部兩側垂落，沿雙肩自然翻轉舒展，線條柔和靈動，與軀體造型相互映襯，兼具莊嚴與雅致之態。
造像面部刻畫細膩工整，雙目微垂向下，神情沉靜內斂，眉弓線條溫婉柔和，鼻樑端正周正，唇線清晰俐落，面容豐腴溫潤，整體面相祥和肅穆，氣韻沉靜內斂，將佛教造像的慈悲與莊嚴融合得恰到好處。造像通體以精銅為胎，表面鎏金厚實瑩潤，金質色澤沉穩內斂，歷經歲月依舊保有溫潤光澤。衣紋以淺浮雕手法鏨刻而成，線條簡潔流暢，貼身垂落自然，既能展現衣物輕柔的質感，又能凸顯軀體圓潤的形態，整體裝飾繁簡相宜，無冗雜堆疊之感，細節雕琢精致考究，處處可見規整嚴謹的製作水準。造像雙手結禪定印，安放於腹前，手印標準規整，姿態安定從容，與整體造型氣韻相融，盡顯沉靜澄明的內在氣韻，每一處細節都彰顯著規範的製作法度與深厚的藝術底蘊，更承載著跨越地域、跨越時代的歷史文化印記。
尼泊爾古典佛教造像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 7 世紀的李維王朝時期，其藝術發展深植根於古印度佛教文化，依托尼泊爾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 作為絲綢之路南亞段的核心樞紐，成為古印度佛教藝術向喜馬拉雅地區、東亞傳播的重要中轉站。李維王朝時期，尼泊爾造像受印度笈多王朝造像藝術的深刻影響，逐步擺脫外來藝術的生硬痕跡，形成本土化的面相圓潤、線條柔和的藝術特質；歷經數百年發展，至 13 至 16 世紀馬拉王朝時期，紐瓦爾匠作體系達到鼎盛，紐瓦爾工匠憑藉精湛的冶鑄、鏨刻與嵌寶技藝，將本土民俗審美、宗教信仰與外來藝術精髓深度融合，最終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尼泊爾古典造像風格，成為喜馬拉雅佛教藝術體系中核心的經典流派，更是連接南亞、中亞與東亞佛教藝術傳播的重要文化紐帶。
這一藝術流派上承印度笈多王朝造像的典雅形制與秣菟羅藝術的肌體韻律，摒棄了早期造像的生硬刻板，逐步形成圓潤飽滿、溫潤內斂的審美特質；下啟藏地佛教造像與清代宮廷造像的莊嚴範式，其影響力貫穿整個喜馬拉雅文化圈，對藏地吐蕃時期、元明清三代的造像藝術，以及中原宮廷造像藝術的發展，都產生了不可替代的深遠影響。與犍陀羅造像的雄健硬朗、斯瓦特造像的簡潔樸素不同，尼泊爾古典造像更注重軀體的圓潤舒展，面相刻畫溫和沉靜，線條流轉自然流暢，寶冠、瓔珞、蓮座的製作均有嚴格規制，裝飾繁複卻層次分明，最終形成面相豐圓、肩臂雍容、蓮瓣秀挺、鎏金瑩潤的鮮明藝術風格，這種「莊嚴中見溫潤，繁複中顯規整」的特質，也成為後世宮廷造像模仿承襲的核心精髓。
自唐代以來，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與喜馬拉雅地區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尼泊爾古典造像藝術逐步傳入中國 —— 唐代玄奘西行取經，途經尼泊爾，將當地造像藝術的理念與樣式帶回中原；宋代以後，藏地與尼泊爾的交流愈發密切，大量尼泊爾工匠前往藏地，參與寺廟造像的修建，將尼式造像技藝與藏地佛教信仰深度融合，形成了兼具尼式風韻與藏地特色的藏傳佛教造像風格；至清代，康雍乾三朝國力強盛，宮廷大力推崇藏傳佛教，修建雍和宮、雨花閣等多處宮廷佛堂，亟需大量高品質造像供奉，尼泊爾古典造像藝術因其莊嚴雅緻的風格、精湛的工藝，被清代宮廷造辦處完整吸收與規範化傳承，成為清代宮廷金銅造像最主流的創作方向之一。
清代宮廷對尼式造像的仿制，並非簡單復刻外形，而是有著深刻的政治與文化考量 —— 既為滿足宮廷佛教信仰的需求，彰顯皇室對藏傳佛教的重視，鞏固與藏地的聯繫；也為通過吸收外來優秀藝術，彰顯大清王朝的文化包容與國力強盛。宮廷造辦處專門招募精通尼式造像技藝的紐瓦爾工匠與藏地工匠，結合中原精湛的鎏金、鏨刻工藝，依照宮廷工藝標準與宗教儀軌，對尼式造像進行藝術融合與升華，使仿尼式造像既保留尼泊爾古典藝術的核心特質，又融入中原宮廷的華貴氣度與審美情趣，形成獨有的清宮仿尼式造像風格，成為清代宮廷對外來藝術吸收、融合與創新的典範。
此尊造像與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銅鎏金無量壽佛(參閱1)同出一脈，兩尊造像法度相通、工藝同源，在整體形制、身姿比例、寶冠樣式、面部刻畫與工藝水準等核心細節上高度契合，均是仿尼泊爾古典藝術體系下，清代宮廷造像的經典代表，更是清代宮廷與尼泊爾、藏地文化交流融合的直接實物見證。它們的存在，不僅印證了尼泊爾古典造像藝術跨越地域、跨越時代的生命力，更記錄了清代宮廷對外來文化的包容與重視，反映了當時喜馬拉雅文化圈與中原宮廷文化交流交融的盛況 —— 彼時，尼泊爾國王曾多次派遣頂尖工匠前往中國，宮廷也常派使者攜帶造像、工藝品前往藏地、尼泊爾交流，這種雙向的文化互動，通過造像這一載體得以永久留存，承載著深厚的跨地域歷史文化內涵。
從工藝傳承與文化融合的角度來看，這尊造像完整承襲了尼泊爾古典造像的工藝精髓，鎏金厚實、鏨刻精細、嵌寶規整的工藝特點，與清宮舊藏造像的工藝標準高度統一，既延續了尼泊爾古典造像「以寶飾佛、以工傳法」的傳統理念，將宗教信仰融入每一處工藝細節，又融入了清代宮廷精湛的冶鑄技藝與審美追求，是地域藝術與宮廷工藝完美融合的典型作品。它不僅是一件宗教禮器，更是古代亞洲佛教藝術傳播、發展與融合的珍貴實物遺存，見證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承載著厚重的宗教文化與歷史記憶，更折射出古代絲綢之路沿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共生共榮的美好圖景。
整尊造像造型規整、工藝精良、氣韻沉靜，以端莊的形態、精湛的工藝、肅穆的氣韻，完整傳承了尼泊爾古典造像的核心精髓，同時彰顯出清代宮廷造像的嚴謹規制與高超技藝。它既是對尼泊爾古典造像藝術的致敬與傳承，也是清代宮廷對外來藝術吸收升華的智慧結晶，在鎏金光澤與莊嚴造像之間，鐫刻著古代佛教藝術的發展脈絡，承載著不同地域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蘊，記錄著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輝煌歷史，是兼具藝術審美、工藝價值、歷史價值與文化價值的宮廷經典作品，更是跨越千年的文化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