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7 唐/遼 銀鎏金鳳首執壺

H 20cm

銀質容器，表面雖多因氧化顯黑，反成古雅之氣。器形特殊，是在袋形腹上塑二鳥首，又於其間連以提梁，乍看似一皮囊壺（雞冠壺），而又有所不同。前首較高，卷冠，雄眉，珠目，獸耳、鷹喙，鬃、鬢飄逸，口內出流嘴，可能為鳳形。後首較低，長喙、蠶眉、大眼、小耳、頸附項圈，口吐浪泉，後腦衍管形器口，上加鏈蓋，應屬雁頭。提梁二端雕為雲形，器身兩側前半現立體鳳翅，疊羽如麟；其後緣則恰巧銜接雁首所吐之水，餘處則刻密集紋飾：悉填魚子地紋，正面中央施一大開光鴛鴦紋，背面同位置則作雙鳳紋，二者周遭則皆飾折枝花葉。二鳥眼、眉及其羽浪皆加鎏金，器底尚出矮圈足。考其形制，或為遼代執壺，構思奇巧，獨罕非常。 遼朝為北方的遊牧民族契丹所建，儘管強盛僅二百餘年，且政府為遏厚葬之風多次下詔禁止隨葬貴重物品［1］，卻仍然能留下諸多精美的各式金銀器。按遼人使用金銀器的傳統乃承自北域草原文化的千年源流，並以其發達的手工業制度和適度開採自然資源的國策為基進行生產［2］；另一方面，契丹族也因在統一各部落前即和中原文化常有往來，又於建國後和南方屢次合作、衝突，使得遼代金銀器不僅存華夏之風，還尤與唐代器物相仿，於形制、紋飾和工藝等面向皆呈高度雷同，相當值得進一步探究其歷史脈絡。 遼代金銀器的種類和用途廣泛，為中國歷代最豐［3］，其中亦不乏飲食器，壺類至今則相對少見，演變脈絡亦較模糊。就此器言，其雖採用唐時典型的魚子地紋與花葉紋，主題方面卻咸集鳳流、雁口和鴛鴦紋三種鳥類於一身，不僅比唐代金銀器更加鋪張凸顯，亦不似彼時相似之壺形簡素（圖一），因此較可能屬遼代遺存；又考此器流、口雙分且流嘴朝前，則儘管其窄身、袋腹、拱把的構造頗近於遼代風行的陶瓷皮囊壺（圖二）和前述唐代銀皮囊壺，似乎仍更適合將其歸於執壺之類，而有別於今見多數酷似唐、宋陶瓷和兩宋同形器的遼代銀執壺，尤顯獨殊。華通博物館藏〈鳳形提梁銀壺〉（參閱1）乃形制最近此器者，二器於材質、尺寸、外觀諸面向乍看無別；至於考出土的遼代銀壺，內蒙古赤峰城子公社發現的〈契丹鎏金銀雞冠壺〉（參閱2）是當前幾乎僅見的皮囊壺例，亦可知其壺口朝上之形制與執壺有別。而城子公社同時尚出土二件〈鎏金魔羯形提梁壺〉，是和此器同屬象形設計之罕例——儘管該二壺非為一對［4］，它們外形上的高度相似性仍可印證此器與華通博物館藏品並存之事實——此外，兩〈鎏金魔羯形提梁壺〉還巧妙地類於赤峰喀喇沁旗錦山鎮的另一件唐代雙魔羯形銀壺，是唐對遼金銀器影響的直接證據之一。 註腳 ［1］鄭承燕：〈遼代貴族喪葬制度研究〉，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頁63-66。 ［2］張景明：《遼代金銀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42-50。 ［3］朱天舒：《遼代金銀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69。 ［4］項春松：〈赤峰發現的契丹鎏金銀器〉，《文物》1985年第2期，頁95。 ［5］楊伯達主編：《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第二卷（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4），頁23。 ［6］王琦：〈陶瓷皮囊壺對比研究——以唐代與遼代的陶瓷皮囊壺為例〉，《榮寶齋》2019年第11期，頁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