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3 紅山文化玉豬龍

8.9×6.9×2.5cm

青玉質，基色雅潤勻和，柳綠如茶。器表逾半浸雞骨淡沁與附著褐塊，玉澤微顯於下，遂呈灰銀之貌。形制顯為紅山文化玉豬龍，若一大玦，渾實厚重。獸形首，雙耳似冠，直立於頂。巨目渾圓在側，眼窩粗而相連。吻部短收，雙鼻分出，唇線平直。體幹介於寰、矩之間，兼具相對平緩和曲折之處，無肢無足，頸部開一橫向隧孔，可資穿繩。尾部微窄，收平斜底，末出連梗接首。
玉豬龍又有獸形玦、獸首玦、龍首玦等稱呼，是紅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器形之一。和Ｃ形龍（玉龍）、太陽神人（獸首玉人）等民間俗名不同，「玉豬龍」一名儘管仍具較強的主觀性，實際卻出自發掘簡報［1］；而玉豬龍的命名還直接牽涉到一項重要的研究議題，亦即對其外形淵源的討論分歧：按歷來學者對於這種器物非龍非獸的頭部構造分為二系主張，一以孫守道先生和郭大順先生為首，認為是豬、熊、鹿等哺乳動物和龍組合而成［2］；另一則以俄國學者C.B. 阿爾金和B.B.科爾帕科夫為首，主張由金龜幼蟲、蠶等昆蟲的特徵演化而來［3］，惟無論屬於何種派別，大部分的學者皆認為玉豬龍的形象屬複合形態，並不只是單一生物樣貌的表現，且已有龍元素的加入［4］。又以物質遺存角度考究玉豬龍的來源，則可知遼西地區、以至中國文明早在興隆窪文化（遼河文明，新石器時代早期）便有龍雛形的遺存，且於興隆溝聚落遺址中更直接發現豬首龍身的堆積藝術（圖一）［5］，這一事實似乎十足強化了「玉豬龍」之說的可靠性；另一方面，由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遼河文明，上承興隆窪文化，下啟紅山文化）及紅山文化早期的特定小型器物（圖二）尚可觀察出與若干玉豬龍異曲同工之處，足為後者的形成提供潛在發展脈絡。
至於若欲探討玉豬龍的文化意涵，則仍需取決於對其複合形象的猜測：例如假設玉豬龍為龍、豬合形，那麼便可著重於原始社會基於自然資源而產生的崇豬習俗；假設玉豬龍為蠶、蛇合形，遂能將其意涵與先秦兩漢文獻及文字學接軌等等［6］，目前隨其外形的爭論而尚無定說。又關於玉豬龍的功能，迄今則同樣未發現有力證據支持，其議題概集中於玉豬龍是否屬通神媒介，或僅停留在具特定意義的佩飾層面。
儘管存在諸多謎團，由玉豬龍開創的中華玉龍體系卻相對明瞭，值得略提，可分為形象繼承和器物繼承二種：就前者言，迄今的研究者多皆注意並認同紅山文化玉豬龍對凌家灘玉龍和商、周蜷體玉龍二者的形制影響（圖三）［7］；以後者來說，則是如虢仲、仲姜（芮姜）一類周代貴族收藏紅山古玉的表現（圖四）——這不僅彰顯了紅山玉文化在中國玉器史上的關鍵性地位，也透露了遼河文明被當代學者視為中國龍文化起源的原因。
根據二十世紀後半陸續公開的具考古背景同形器，迄今已有多筆提出玉豬龍形制分類的論著。就其中朱乃誠先生之架構衡量此器，可知其位於玉豬龍外形發展的晚段時期（圖五）［8］，相似例包括納斯台遺址採集品、敖漢旗薩力巴幹飯營子徵集品，以及旅順博物館、震旦博物館典藏各一例，共通點乃耳小且頂端未高突、雙眼表以浮雕、鼻竅雙分、吻部相對短直、體廓存在明顯折曲，且尺寸猶相近——就後一點來說，具上述特徵的玉豬龍多屬中型例，也就是高度約七至十二公分者，符合郭大順先生將玉豬龍大小依體積分作三等，且製作上可能存在尺寸規範之主張［9］。縱使未能勝於量級，這種體態強勁、五官藏力的玉豬龍實頗加稀有，無妨於此器在同形器中脫穎而出。
註腳
［1］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6期，頁5、9-10。
［2］孫守道、郭大順：〈論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頁16。
［3］C.B.阿爾金著，王德厚譯：〈紅山文化軟玉的昆蟲學鑒證〉，《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頁28-29。
［4］殷志強：〈紅山文化玉龍構成要素辨析〉，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紅山文化研究：2004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301。
［5］劉國祥：《東北文物考古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65-67。
［6］範傑：〈紅山文化龍紋玉器研究〉，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頁49-53。
［7］周曉晶：〈紅山文化玉器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頁110-113。
［8］朱乃誠：〈紅山文化獸面玦形玉飾研究〉，《考古學報》2008年第1期，頁19-29。
［9］郭大順：《龍出遼河源》（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頁121-123。
［10］劉國祥：《東北文物考古論集》，頁65。
［11］劉曉溪：〈紅山獸首玦研究〉，《東北史地》2010年第1期，頁9。
［12］古方主編：《中國古玉器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89、135。
［13］郭大順、洪殿旭：《紅山文化玉器鑒賞》（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74、78。
［14］朱乃誠：〈紅山文化獸面玦形玉飾研究〉，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