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紅山文化 勾雲形佩

20.5×13.5cm 本件紅山文化勾雲形佩為扁平薄片狀玉質器，整體採用中心鏤空、迴旋式構圖，是紅山文化最為成熟的高等級形制。器物通體以多組勾卷角狀為核心造型，上端中央突出尖脊，左右延展為上翹的勾角，中下部鏤空形成大弧彎孔，兩側向下延伸出捲曲回環的勾形結構，邊緣通體打磨為鈍刃狀，輪廓線條流暢婉轉，轉折處圓潤有度，無突兀棱角，正反面均光素無紋，僅依靠器身輪廓、鏤空結構與淺隱的碾磨凹槽塑造空間層次，整體造型空靈舒展，迴旋往復，兼具規整的對稱感與靈動的韻律感。
從材質與沁色來看，本器玉質基底細膩溫潤，因長期埋藏於砂黃土與鈣化環境中，受地下礦物質、溫濕度與土壤酸鹼度的長期沁蝕，通體形成均勻的灰白色雞骨白沁，沁色深入玉質肌理，局部保留淺淡的玉質原胎，是高等級紅山玉器典型的自然埋藏沁變特徵，為歷經五千餘年的原生埋藏狀態。從製作工藝而言，器物採用史前治玉的片切、桯鑽、碾磨、拋光等數道核心工序，雖歷經千年，依舊可見打磨後的溫潤質感，代表了紅山文化治玉工藝的最高水準，整體工藝、形制比例、造型風格，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傳世紅山文化勾雲形佩高度相似，二者為同一時期、同一工藝體系、同一等級的標準器，可互為形制與工藝的參照標本。
據發掘的考古資料來看，紅山文化勾雲形佩的出土位置具有極強的固定性與儀式性，所有經考古發掘出土的同類器物，均集中出土於遼西牛河梁遺址群的石砌積石塚高等級墓葬，絕無發現於普通房址、灰坑、灰溝等生活遺跡，亦未見於小型平民墓葬、中小型貴族墓葬。依埋藏區位的專屬特徵，我們可從根源上排除了其作為日常裝飾、實用工具的可能性，確定其為專屬高等級墓葬的禮儀性葬玉。而在積石塚墓葬內部，勾雲形佩的具體出土位置可分為三類固定範式，每一類位置均直接對應器物的核心用途，是解讀其功能最直接、最可靠的考古依據。
第一類出土位置為墓主胸骨正位，平鋪覆壓于胸腔正中，與人體中軸線完全重合，是出土數量較多、等級最高的埋藏形式，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塚 4 號墓、第五地點中心大墓均為此類擺放狀態。(圖1)器物出土時平整舒展，無傾斜、無疊壓、無移位，周邊伴隨玉璧、玉箍形器、玉鳳等高等級玉禮器，無任何石斧、陶器、骨器等實用器具，形成獨立的禮器埋藏區域。此類位置對應核心用途為喪葬儀式中的靈魂引渡禮器，在紅山先民的宇宙觀中，胸腔為人體靈魂聚居、精氣彙聚的核心部位，將勾雲形佩安放於此，是借助禮器的神聖屬性，為墓主靈魂提供依託，引導靈魂脫離軀體，升入天界，是喪葬祭祀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法器，而非單純的隨葬佩飾。
第三類出土位置為墓主手部近旁，緊貼掌骨、腕骨分佈，僅見于牛河梁第十六地點中心大墓等極少數頂級墓葬，出土形態與生前握持狀態高度吻合。此類位置較為罕見，對應器物最高等級的使用功能，即祭祀儀式中的手持法器，墓主人生前作為部落最高領袖與主祭者，在核心宗教儀式中持握此器，完成通神、禮神、告祖的儀軌動作，死後以握持的姿態入葬，複刻生前的核心儀式行為，是權力與神權合一的物質象徵。
此外，勾雲形佩在墓葬禮器組合中的空間位置，進一步印證其等級與用途。在所有高等級墓葬中，勾雲形佩均居於禮器組合的中心位置，與玉豬龍、玉鳳等核心神權禮器相鄰排布，與實用器形成嚴格的空間分隔，這種規範化的禮器佈局，標誌著紅山文化已經形成成熟且嚴苛的玉禮制度，而勾雲形佩在組合中的中心地位，也奠定了其在紅山玉禮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結合出土位置所呈現的用途特徵，可引入黃翠梅教授在《紅山文化的鷹形玉器與獵鷹信仰》(完整論文載於次頁)中的核心學術觀點，為勾雲形佩的文化內涵與精神屬性提供深層解讀。紅山文化存在系統性的獵鷹信仰體系，鷹是紅山先民認知中翱翔雲天、溝通天人、狩獵護族的神鳥，是薩滿信仰中最核心的通靈媒介，而紅山文化中大量抽象化的玉器造型，均是對鷹的形態、動態、神性的藝術提煉與符號化表達，並非單純對雲氣、水流的自然模仿。
臺北故宮藏勾雲形佩與本品形制高度一致，均以對稱迴旋、勾卷上揚的輪廓為核心特徵，黃翠梅教授指出，此類造型並非對雲氣的簡單摹寫，而是對雄鷹展翅、翼爪回勾、淩空翱翔的動態抽象，將鷹的雙翼舒展、利爪勾曲、身形迴旋的特徵，簡化為極簡的線條與鏤空結構，實現了神鳥形態與雲天意象的融合，是鷹神信仰的物化符號。結合出土位置來看，置於墓主胸口的勾雲形佩，以鷹神之形為媒介，承擔靈魂乘鷹升天的功能；佩戴於頭部的禮佩，是薩滿借鷹神之靈通神的身份象徵；手持於掌中的法器，是主祭者馭鷹禮天、行使神權的儀式道具，三類出土位置對應的功能，均與黃翠梅教授所提出的獵鷹信仰、神鳥通神、薩滿儀軌的核心觀點完全契合。
紅山文化的鷹神信仰並非局部部族的零散信仰，而是覆蓋整個文化分佈區的統一精神內核，本品與臺北故宮藏勾雲形佩的形制統一性，加之考古出土位置的規制統一性，證明鷹神信仰與配套的玉禮制度，在紅山文化內部具有統一的標準與規範。而勾雲形佩僅出土於最高等級積石塚中心大墓的位置特徵，結合鷹神專屬的神性屬性，使其成為紅山社會神權與王權合一的最高等級標誌物，是階層分化、神權主導社會結構的直接物證。從文明意義而言，勾雲形佩固定的出土位置、標準化的形制工藝、系統化的禮儀用途，與其所承載的獵鷹信仰體系相結合，共同印證紅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前，已形成專職的宗教階層、規範化的祭祀儀軌與成熟的玉禮制度，是中國境內最早形成系統性禮玉文明的考古學文化之一。本品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同類器互為參照，以考古出土位置為實證依據，以獵鷹信仰為精神內核，不僅代表了史前治玉工藝的巔峰水平，更是紅山先民精神信仰、社會結構與禮儀制度的集中實物縮影，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階段北方地區早期國家文明形成的核心實物例證，亦是華夏禮樂文明與玉禮傳統的重要源頭之一，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推進歷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與深遠歷史意義。

紅山文化的鷹形玉器與獵鷹信仰
黃翠梅（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暨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教授）
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各個玉器文化中，位於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不僅質地勻潤、色調柔和，在內容題材和形式設計上也豐富多變、各類具象和抽象動物樣式俱全。其中多件紅山文化等遺址出土或採集的勾雲形和勾刀形玉器，由於外形繁簡不一又似禽非禽、似獸非獸，因此自一九七九年首次出土以來即備受關注。
以正面撲鷹為原型的勾雲形玉器
二○○七年，筆者曾針對現存十餘件考古出土與傳世勾雲形玉器的構圖意念和形式規律進行梳理，並推論該系列被慣稱為「帶齒獸面勾雲形佩」或「獸面勾雲形佩」的繁體勾雲形玉器之原型，應係取自展翅俯衝的正面鷹隼形象（圖一），因此重新將它們命名為「帶爪鷹面勾羽形佩」。此外，若與自然界的撲鷹形象進行比較，即可發現在現存諸器中又以現藏於美國沙可樂博物館的藏品最為接近正面撲鷹原型（圖二），其各部位結構可大致辨識如下（圖三）：全器為一展翅俯衝的正面鷹隼，器上左右並置的二個鏤孔是其光銳懾人的雙目，雙目下方正中的一雙利齒是其尖喙，尖喙左右各二對的尖齒是其趾爪，而趾爪兩側各一對尖齒則可能是鷹隼開展的尾羽。此外，器身四角的彎勾是鷹隼撲張的雙翼，雙翼上下彎勾間的裂口可區隔鷹隼手骨上的初級飛羽和前臂上的次級飛羽，而兩翼肢骨上各一組的M字形皺摺則明確標示出翼角關節的位置；至於左右對稱捲繞於雙目四周的勾旋紋和其間的凹溝，則可能是用於表現鷹隼俯衝獵食時在風力和速度作用下張揚的頸部和面部羽毛以及它威猛駭人的瞬間動態。（註一）
此種飛撲而下的睥睨鷹姿和胡頭溝一號墓採集的玉鴞展翅遨翔的姿態雖有區別，二者在兩翼、翼角和尾羽等部位的構形方式仍然相當類似。（圖四）而沙可樂藏品的外形和俯衝猛禽的整體形貌雖可互為比照，但在鷹眼、尖喙、勾爪、羽翼等各個部位的表現都已高度規範化，顯見此一撲鷹圖像在形成上述定制之前，應已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發展，因此不排除未來發現其他早一階段的正面鷹隼形玉器或骨牙器之可能。
「帶爪鷹面勾羽形玉器」的圖像在趨於定型之後，又分別朝向簡體的「勾羽型」和「喙爪型」勾雲形玉器分流發展。（註二）（圖五）其中「勾羽型」勾雲形玉器的發展如下：
一、器面左右對稱代表鷹隼雙目和頸、面羽毛的二組旋渦（包含旋孔和勾旋紋）先是變得鬆散，其後又進一步縮減為單組。筆者試以赤峰徵集的勾雲形玉器為例，說明器面旋渦由二個縮減為一個的可能過程。（圖六）
二、兩側翼羽上的裂口擴大，形成各自獨立且外形漸趨一致的四個大型彎勾。
三、下緣鳥喙和趾爪漸次縮短，最後僅存簡單的覆瓦狀（■）突起。（圖七）
四、位於器身上緣中央的繫掛孔消失，背面則加琢兩兩貫通的牛鼻穿，顯示佩戴方式已經改變。
相對於「勾羽型」對於四角勾羽的強調，「喙爪型」勾雲形玉器則以喙爪部位為表現重點：
一、器面二組旋孔和勾旋紋逐漸變得規整，最後旋孔或被移至器面上緣兩側或不復可見，而勾旋紋亦完全消失。
二、兩翼上下勾羽間的裂口逐漸密合、凹溝消失，終至形成勻整一致的弧形側緣。
三、下方尖齒狀喙爪外形漸趨平板統一，數量則由七組遞減為五組、三組甚至二組。
四、器身上緣中央的繫掛孔自始保留，顯示其佩戴方式基本未變。
整體而言，上述二型勾雲形玉器之外形及結構均呈現逐步簡化之趨勢，最終僅各自保留四角彎勾或底緣凸齒與撲鷹原型遙相呼應。
事實上，除了以俯衝的正面鷹隼為原型所發展出來的「勾羽」和「喙爪」二型外，紅山文化另可見到「變異勾羽型」勾雲形玉器。這種「變異勾羽型」勾雲形玉器四周的彎勾頗富變化，然而若仔細分辨仍可見到它們與上述「勾羽型」勾雲形玉器間的連繫，各式「變異勾羽型」玉器之間也具有基本一致的形式規律。（圖八）例如巴林右旗蘇達勒遺址出土以及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和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變異勾羽型」玉器應該都是從較早階段的「勾羽型」玉器系列變化而來（圖九），只是在四角勾羽的表現上較一般「勾羽型」玉器更為誇張，紋飾也多比較一致地雕琢於兩面，不同於多數勾雲形玉器兩面紋飾精粗有別或僅於單面呈現。
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之上，我們也就可以為多件考古及傳世的勾雲形玉器之殘件找到它們在原器上的可能位置。例如，出土於河南三門峽西周晚期虢國墓地以及現藏於台灣震旦博物館的勾雲形玉器殘件即原應屬於「變異勾羽型」玉器的局部，其相應部位極可能近似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變異勾羽型」玉器（右旋面）之右半部。（圖十）
以側面鷹首為原型的勾刀形玉器
除了勾雲形玉器之外，還有一種狀似由扁柱狀刀柄和彎勾形刀刃組成的勾刀形玉器也曾發現於內蒙一帶或見於海內外收藏之中。這種勾刀形玉器極可能與另一種上端部具有側面鷹首造形的扁柱形玉器有關，而其原型則似乎可以追溯到內蒙古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興隆窪文化晚期房址出土的鷹首狀骨質刀柄。（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白音長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雖然紅山文化墓葬中迄今未有側面鷹首形或勾刃形玉器出土，但是此類玉器無論就裝飾或造形（如飾有瓦溝紋的鷹喙、勾羽及勾刀）均與紅山文化玉器相當類似，推測多數屬於紅山或鄰近文化遺物。
經排比白音長汗的鷹首狀骨質刀柄以及紅山文化的側面鷹首形和勾刀形玉器後，我們可以大致梳理出勾刀形玉器的器柄上端逐漸從具有壯碩勾喙的「側面鷹首」轉變為寬扁狀「勾刃」的發展過程。（圖十一由左至右）整體而言，隨著形式的發展，鷹首厚實的上喙與前額部位的區分逐漸消泯，額後的勾羽或簡化為小型突飾或完全消失，鷹的下喙與頸部逐步蛻變為單層或雙層勾刃，至於原本用於表現鷹頸昂舉姿態的平行稜線則轉化成分隔勾刃和豎柄的二道凸稜。
一九九九年鄧淑蘋曾將「側面鷹首型」玉器命名為「鷹紋權杖」（鄧淑蘋，《群玉別藏續集》），二○○九年又稱「勾刀型」玉器為「鷹杖」（鄧淑蘋，《玉之靈》光碟文案），確實頗具先見。
從圖範（iconography）到圖意（iconology）
如上所述，紅山文化勾雲形玉器或勾刀形玉器的造形設計分別源自鷹隼撲獵時的瞬間動態與昂揚傲岸之姿，然而隨著鷹隼圖像範式的建立以及後續形式的發展與簡化，不僅勾雲形和勾刀形玉器的整體構造與鷹隼形象的聯繫愈益疏遠，它們的原始功能也可能已經隨之轉變，然而鷹隼形象所蘊含的神功偉力與信仰象徵則似乎被相當程度地保留了下來。
勾雲形和勾刀形玉器廣泛分佈於紅山文化所在的遼西地區，其中又以遼寧朝陽建平紅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遺址以及年代與牛河梁遺址相當的內蒙古通遼哈民忙哈遺址（註三）出土數量最為密集。筆者認為，勾雲形和勾刀形玉器的原型既是源於自然界的鷹隼形象，它們的構形理念必當與遼西先民所處的自然環境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它們應是紅山先民將其對於自然現象的觀察與體會轉化為視覺圖像的結果。
事實上，新石器時代遼西地區的鷹隼形象不僅被刻劃在紅山文化勾雲形和勾刀形玉器之上，也可見於同時期或較早期階段考古遺址出土的各種骨雕、玉雕和陶塑作品之中。例如：前述出土於白音長汗興隆窪文化晚期房址的骨質刀柄（圖十二）（註四），其柄端強壯的彎勾狀突起與鷹首厚實有力的勾喙造形極為相似；此外，在牛河梁神廟遺址及其周圍一帶也曾發現過泥塑的鷹爪、翅翼殘跡（圖十三）（註五）和鷹首狀玉器（圖十四）（註六），而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塚二三號墓和二六號墓也分別出土了龍鳳紋佩（圖十五）和雙鴞紋佩。（圖十六）
這些例證在在顯示，遼西地區紅山文化先民對鷹隼形象不僅有相當程度的關注和認知，也可能視它們為重要的崇拜對象，至於紅山文化獵鷹崇拜的傳統，則可能與紅山文化所在的遼西地區甚至更廣闊的東北文化區的自然環境與經濟型態息息相關。
一般相信，鷹崇拜是狩獵文化的產物，也與薩滿信仰的起源息息相關，而馴鷹術則是獵鷹崇拜和薩滿信仰最具體的表現內容之一。（註七）東北文化區覆蓋的範圍大致西與大興安嶺和蒙古草原相接，西南越過燕山山脈到達華北平原的北部，南部和西南部瀕臨渤海、黃海和日本海，東部則順著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向俄羅斯遠東地區延伸。（郭大順、張德星，《早期中國文明—東北文化與幽燕文明》）此一廣袤的地理區域正是多種鷹隼的棲息之地（註八），其中又以分佈於歐洲北部、北美洲北部和亞洲北部以及中國的黑龍江、遼寧和新疆等地的海東青（學名矛隼；Gyrfalcon、Falco rusticolus）最負盛名。直至現在，吉林市烏拉街松花江畔還存在一個名為「鷹屯」的古老部落，在那裡居住的部分滿族人，也仍然傳承著馴鷹的傳統技藝。（註九）因此遼西地區出土玉器上所見到的眾多具有生命張力的鷹隼形象，不僅是探索中國東北地區原始獵鷹崇拜與薩滿信仰的關鍵，也極可能是解開中國古代馴鷹術起源之謎的重要切入點，未來實有必要針對紅山文化鷹形玉器的功能象徵以及新石器時代東北文化區的自然環境、生業型態和獵鷹傳統的關係進行深入探討。

注釋
1.黃翠梅，〈紅山文化「帶爪鷹面勾羽形佩」之形式發展及其餘緒〉，楊伯達、郭大順、雷廣臻主編，《古玉今韻—朝陽牛河梁紅山玉文化國際論壇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一二八—一二九。
2.同前註，頁一二五—一三五。
3.哈民忙哈遺址發掘始於二〇一一年六月，迄二〇一二年底共出土玉器四十餘件，其中包括數件「喙爪型」勾雲形玉器，相關圖片曾於二〇一二年十二月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辦的「紅山文化學術研討會」中發表。
4.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白音長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圖版七〇—一。至於新開流遺址出土的骨雕禽首，雖然一直被以「鷹首」稱之（見黑龍江文物考古隊，〈密山縣新開流遺址〉，《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第四期，頁五一二），然近觀其外形後，可以發現此禽首之頸部細長、喙部平直，與白音長汗出土的骨質刀柄上的鷹隼形象明顯不同，因此不宜被歸為最早的「鷹首」一類雕刻製品。
5.朝陽市文化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牛河梁遺址》，北京：學苑出版社，二〇〇四，圖二一、二二。
6.島亨，〈玉鳥とフケロウの祭祀〉，《紅山文化と繩文文化》特集，《自然と文化》，二〇〇〇，頁六九，圖五；北京藝術博物館，《時空穿越：紅山文化出土玉器精品展》，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二〇一二，頁三〇。
7.郎櫻、尚錫靜，〈北方民族鷹神話與薩滿文化〉，《民族文學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頁七九—八二、八八；于學斌，〈滿族的鷹文化〉，《哈爾濱學院學報》第二六卷第十一期，二〇〇五，頁一—五。
8.Tom Cade & R. David Digby, The Falcons of the Worl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84-188； 高瑋編著，《中國隼形目鳥類生態學》，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二，頁二—六。
9.胡東林、那日松，《鷹屯—烏拉田野札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王遠昌，〈到松花江畔古老部落鷹屯探鷹〉，http://ycwb.com/ycwb/2007-12/10/content_1716234.htm, 2009-06-30點閱；賀振平，《獵鷹—圖說中國神秘馴鷹文化遺產》，五家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二—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