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35 戰國 / 西漢早期 銅錯金鑲石虎噬馬擺件

19.2×11.8×10.2cm

青銅質，屬立體象生主題，乃刻劃一猛虎捕食野馬貌：前者半身壓制於獵物之上，左二肢擒抓其背，大口牢嚙其後頸，而留數道咬痕，似勢在必得。後者則遭獵食者按伏於下，壯驅貼地，四腳扭曲，欲起身而不能，又因頸部被噬蜷首張口，神態痛苦。全器各部錯金，多藉直、曲密線和實心幾何表獸體之肌理班紋，留白處則綴雲紋、楔形紋及綠松鑲石；二獸之目則嵌入黑石。不僅加飾華麗，塑形更是栩栩如生，不啻中國北方系青銅器之妙筆。 此器所表現出的虎噬馬主題應是受東周時期的鄂爾多斯青銅藝術影響而生：鄂爾多斯文化是周代中國北方土著之一系，由瑞典學者安特森（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命名［1］，並以青銅器遺存為特徵；至於其青銅器風格相對東周諸國產物可謂顯著易辨，紋飾上多呈現野生動物的樣貌，例如虎、羊、鹿、馬、牛和複合形式的怪獸，到人與獸、獸與獸之間的互動，而較中原系統之獸形有所迥異，且以短劍、帶扣、牌飾、飾件等器形為大宗。近年的研究認為這些野獸的形象與北方民族的薩滿信仰有關，反映了當地社會和游牧牲畜及自然環境的緊密聯繫［2］。 儘管具備顯著的紋飾主題，此器既屬中型圓雕擺件，可能兼具席鎮功能，又偕複雜之錯金、鑲石工藝，故應非鄂爾多斯文化的直接產物。按兩周時期出現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之中原遺存不少，其中又屬與其地緣相近之秦文化和以中山國為首的狄人文化等處受較大影響——可作此器參照的兩件虎噬獸青銅器座便分別出於二者，包括中山王厝墓DK:23〈錯金銀虎噬鹿插座〉（參閱1）和甘肅博物館徵集品〈青銅鎏金虎噬羊形器座〉（參閱2）；此外，山東省平陰縣博物館的一件徵集品〈嵌綠松石臥牛〉（參閱3）除和此器同樣鑲有水滴狀的綠松石，且形制亦完全獨立、不為構件，儘管失去考古背景，亦具重要對照價值。 註腳 ［1］Andersson, J. G. (1932b).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4(6), pp. 221-317. ［2］范瑞芳：〈從＂野獸紋＂到＂動物紋＂——中國北方青銅器＂野獸紋＂藝術起源新探〉，《美術大觀》2020年第7期，頁109-110。